《釋名》形有形象之異也。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可以说是道丧学绝，最突出的表现是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历史上，皇权以经学作为统治的思想来源，社会以经学作为秩序的价值准则。

[26] 也就是说，20世纪以来，相比较新文学、新经学、新史学，新子学没有形成整体力量，只有作为一家一派的分散子学，如新道家、新法家、新墨家等。他们把文化传统冠之以国，包含了深厚的爱国情结。至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于是孔子对其进行了编定、整理，并运用于教学之中，使其由贵族垄断的学问一变而成为一般民众的知识修养，这样才有可能形成诸子百家。[64]熊赐履：《学统自序》，徐公喜、郭翠丽点校《学统》，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7页。孔子不但是其前两千五百年历史文化积累的集大成者，守成者，也是上古三代历史文化的反省者，还是其下两千五百年历史文化演进的开新者。

宋明时期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冯从吾的《关学编》以及清初孙奇峰《理学宗传》、汤斌的《洛学编》等学术史著作，更体现出强烈的学统观念。汉儒视儒经为古代圣人的精意制作，是安身立命、治理国家和规范天下的大经大法。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

泛义的国学，如台湾学者龚鹏程近来撰文指出：国学，在晚清，具体内涵其实是指经学，因此绝没有一个弄诗词戏剧的人会被称为国学大师。明清以后，作为经学研究的四种分科——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济之学与文章之学的名称，逐渐为学者通用。(二)新经学 早在20世纪30年代，马一浮就提出了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新经学（现代新儒学）思想，其具体内涵：一曰六艺统诸子，二曰六艺统四部（指经、史、子、集），三曰六艺统西学。所以，可以说诸子起于孔子死后，即以孔子为各家的开山祖。

[39] 当代学人对新国学的内在结构的探讨多从国学学科定位角度出发，一般认为新国学应该是一个学科整体，其分科办法既要遵从国学传统，强调国学的独特性，也要与时俱进，与民国时期以西方的分科法为基础进行划分不同。[2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1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61]《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39]《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2。[49]也有学者提出五经七典来重构儒学核心经典系统。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

而且，不仅仅是学统的重建，更进一步还要在学统的基础上重建道统。与新儒家不同的是，新道家、新法家、新墨家缺乏构建独立的道统-政统体系的能力。与此相应，儒学在中国文化中起着主体性的地位。而认为早期儒学其实是一个更为丰富、开放、包容性的精神传统，可以代表这一传统的应是《论语》《礼记》《孟子》《荀子》四部书，可称为新四书。

当新子学汲汲于新儒学争夺当代中国文明价值的现代诠释话语权时，经常忘记了如果没有儒家作为其比较和参照的对应物，那么自身就很难开出独立的特属于新子学的政治哲学话语和传统。[⑥]欧东衢等：《关于大国学思想的理论与现实解读》，2009年08月12日 17:16:23 来源：新华网。

马宗霍说：古之六艺，自孔子修订，已成为孔门之六艺矣。换言之，孔子之后，通过传先王(贤)之旧而进行传述和创作成为中国经典诠释的基本形态。

因而要抱着开放的态度，把国学放在世界各民族文化大格局中加以研讨……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世界全人类文化的进步做出奉献。其实所谓经学僵化、教条、专制主要汉代以后经学神圣化、神秘化、政治化、法典化所产生的流弊，早期经学则完全不是这样。[①]由国学、国粹后来又发展出国故一词。[31]姜广辉：《新思想史：统合经学与子学》，《中华读书报》，2013年01月16日。近代以来，我们传统的学统断裂，而我们引进西方的哲学史、思想史研究概念、范畴、模式又产生了许多问题，至今学统没有接续起来，所以提出重建问题。古代圣帝明王立身行己之至德要道，与其平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孔子皆融会贯穿之，以造成伟大之学派。

[47]每一次经学的发展都是典范的转移。[63]这样，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是通过对古代文化典籍的诠释来表达和发挥的，而这些文化典籍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又是通过和依赖于儒家的诠释不断发扬光大，而传承至今的。

自尧、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60]这些说法并不是夸大其辞，而是深刻的见解。道统和学统密切联系，相辅相成。

前者遵从的是‘知的逻辑，后者遵从的则是‘做的逻辑。[41] 袁济喜教授说：国学四部不光是目录学的概念，而且蕴涵着现代学科的意思在内。

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因此，儒经的地位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不仅仅是是汉代以后统治者提倡的结果。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传统道统断裂，民族精神涣散，国家政治分裂，至今未能统一。[45]对此，有人指出： 以上学者对经的研究呈现出不期而遇的一致性，即是要否定经、打倒经。

古为今用的观点既为新经学的产生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也为新经学的产生提供了需求。夫常道者，包天地，通古今，无时而不然也，无地而可易也。

夫此之所宗，而彼无是理，则非常道。诸子亦原出于六艺，各得其一端。

他觉得，中华民族的文化不应该简单地被名称割裂开来，中国还有少数民族，在外还有华人。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

既然这样，那么国内的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从孔子到孟荀，为儒学的奠基期。（荀悦《汉纪•前汉孝成皇帝纪》卷第二十五） 刘氏的诸子出于王官说，自班固以下，即有争论，到了近代更遭遇一些学者的质疑，但诸子学说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虽不能绝对说诸子出于王官，但联系《庄子·天下篇》道术为天下裂的判断，诸子与西周王官之学是有一定源流关系当无可异议。但孔子既远承圣帝明王之精神遗产，则亦可于儒学而甄明中华民族之特性。

[62]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9页。这样，就是有别于旧国学的新国学了。

[12] 北大教授钱理群说：‘新国学的理想主义，更表如今它对‘精神归宿的考虑与呼吁……‘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对于我们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学术观念，可以成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学术的和精神的归宿。……清之经学渐走向科学化的途径，脱离家派之纠缠，则经学遂成古史学，而经学之结束期至矣。

[30]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中华书局1991年，第1071-1072页。他说： 我们现在生活在充满进步、生机蓬勃的盛世，我们可以考虑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